主持人龚楠律师：

在疫苗案件过程中，我们注意到国家和地方监管层面，无论是纪检监察机关还是人民检察院，均明确表态：要对问题疫苗使用过程中是否存在监管不到位、程序违规、利益输送等问题，以及长春长生生物疫苗损害的社会公共利益、相关行政机关的履职情况等进行调查。根据公开的信息，当前企业已经有16人被公安机关采取刑事强制措施。针对当下公开信息渠道可以获知的长生生物的各类信息，该企业是否存在利益输送问题？如果有，那么从司法层面应该进行什么样的处理？百瑞所管委会主任郑建军律师也做了深入的思考，下面请郑律师进行分享。

北京市百瑞律师事务所管委会主任郑建军律师在研讨会中指出：

疫苗事件是一个突发的重大社会事件，关系到广大公民的利益，对这个社会产生重大影响。事件爆发以来，整个社会陷入了恐慌和不安。面对这样的事件，我们不仅要严厉打击，更要反思如何根除其背后滋生罪恶的土壤。

值得关注的是，由于疫苗的造假导致其效价不达标，而疫苗造假归根结底来源于利益二字。众所周知医药行业利润很高，但是长春长生依旧选择造假。通过媒体的报道，长春长生有一笔费用支出特别巨大，那就是销售费用。长春生物2017年疫苗销售营业收入15.39亿元，销售费用为5.83亿元，其中有4.42亿是推广服务费，但是长春长生实际上的销售人员只有25人，那么人均就要2331.85万的销售费用，平均每个人竟然需要2331万去推广，细思极恐。

不仅仅是长春长生，与其类似的泰康生物、长春高新、力生制药、上海高士等药企的推广费用都很高，而与其高额的销售费用相比，这些药企的研发费用却少得可怜，大多仅有销售费用的十之一二。那么这些销售费用去往何处呢？资料表明，长春长生在过去的十几年里，涉及有12起行贿案，当然大多是业务员行贿，数额不是很大。但是值得思考的是，长春生物的业务员行贿的背后，是否有长春生物的影子呢？行贿得来的不正当利益是归属于业务员还是公司呢？这里头往往涉及到一个个人行贿和单位行贿的问题。

媒体披露的大部分是个人行贿，单位行贿则很少出现。但值得思考的是，或许并非没有单位行贿，而是在司法实践中单位行贿在调查取证的时候存在一些难度，如果结合巨额的销售费用对长春生物进行彻查，或许单位的影子就有可能浮出水面。学理上讲，单位行贿和个人行贿的法律意义上的区别主要是行贿意志和利益归属的两点。行贿意志的形成主体是单位，行贿意志的形成过程应当符合单位的决策机制，并且欲获不当利益归属于单位，便是单位行贿，反之是普通的个人行贿。

对长春长生来说，长春长生直接把疫苗销售到防疫站和医院，然后它再给中间推广公司一定的推广服务费。是不是可以理解长春长生就是在向防疫站、医院行贿，其手段是中间人帮它实现的呢？我国《刑法》对于单位行贿罪的规定的最高刑仅5年，而个人行贿的最高刑是无期徒刑，其立法的合理性也仍需研究商榷。

最后根据最新的《监察法》，单位行贿的办案部门应当是公安机关和监察机关。有关部门应尽早介入，查个水落石出，不仅要对它的产品质量进行彻查，还要把其背后的利益链条调查清楚。

律师除了自身的业务之外，还应当主动承担社会责任。我所律师对此事保持高度关注，并通过多次研讨，正是希望通过律师法律的思维，提出一些建议，希望对相关部门处理类似事件提供一些参考。

主持人龚楠律师：

谢谢郑建军律师。郑律师的发言的核心就是在强调：无论是单位行贿还是个人行贿，行贿行为本身就是对政府公职人员职业廉洁性的破坏，也是对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的破坏。疫苗事件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受损的不仅是问题疫苗本身，而是更多的老百姓丧失了对于国产疫苗领域的信任度，延伸而来也是在影响着百姓对于中国整体医药领域的信任度。随着健康中国的发展，老百姓对于健康的需求日益增长，对于生活健康和安全保障更是日益关注。

近期《我不是药神》这个电影的上市，让很多人唏嘘落泪，这部电影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我国医药领域创新方面的滞后。就像郑律师分析的，当一个企业把大多数的资金都用于销售推广，而不是基础研发，那么我们中国自主的医药产业又怎么可能真正实现自主创新？这次中美贸易战的爆发，对中国整个未来的经济发展都提出了“自主创新”这个基本要求，一定要有自主的知识产权、自主的品牌、自主真正享有专利技术的研发。所以我想我们在这里讨论刑事的相关问题，更多的也还是希望能够通过加大刑事法律的处罚力度，让法律能够更为有效地为维护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平稳健康发展、为健康中国的战略发展目标的贯彻和落实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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